王輝耀 陳濤
城市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其影響力也遠遠超出瞭一國一地。成都作為“一帶一路”樞紐城市和西部地區國傢中心城市，其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是區域性、全球性的，在建設國傢中心城市的歷史背景下，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成都實踐”將轉化為“全國范例”和“全球實踐”，成都需利用好地緣優勢和國傢開發開放戰略的歷史機遇，以全球治理的視角探索由“成都方案”向“中國方案”和“全球方案”的轉化路徑。
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撐
力量
大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空間越來越廣闊，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作為經濟中心的核美國商標申請台中心牽引。
麥肯錫2017年最新報告《中國在全球化下一階段的角色》中指出，當前全球GDP的75%由大城市創造，預計到2030年，全球大城市創造的GDP增長將達到總經濟成長份額的86%。從這一趨勢來看，未來大城市對世界經濟的核心牽引作用將會進一步提升，同時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對中心城市也將產生更大的依賴。2017年上半年，成都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111.4億元，同比增長8.2%。成都選擇瞭以人才驅動新動能、以產業承載新發展、以區域構建新格局的新路徑——頒佈瞭“人才新政12條”，讓人力資本成為推進成都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以召開“國傢中心城市產業發展大會”為契機，著力構建現代產業體系，讓產業發展成為立城興城的基石；把握住“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的先行先試政策，以成德綿為核心區域依托，讓抱團發展成為繁榮區域經濟格局的制勝法寶。
二是作為文化中心的融匯樞紐。
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離不開文化的融合與創新，應對全球性危機，亟需治理主體觀念的重構，進而帶來文化與文明的復興。成都有美食、戲劇、詩歌等獨特的天府文化藝術，有大熊貓等獨一無二的生物種群和生態文明。據國際抽樣調查（SSI）對英法美日韓澳6國的研究顯示，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整體認知程度較低，但對熊貓、綠茶、孔子、功夫等認知程度較高，其中就含有多個“成都元素”。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成都不僅傳承歷史文脈，而且以開放創新的積極心態，廣泛學習借鑒現代城市文明的優秀成果。顯然，成都文化內涵中的融匯特征，與包容和諧的全球治理精神的內核高度一致。
三是作為議題中心的集成平臺。
當今世界，全球性問題主要是大城市問題，全球性危機主要源於大城市危機，擁有地緣優勢的中心城市在發現問題、匯聚議題等方面承擔著重要的全球治理責任。近年來，成都承辦瞭世界航線發展大會、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等全球性組織、平臺的國際會議，是世界城市和區域電子政府協議組織亞洲區總部。國際議題集聚成都，不僅體現成都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升，而且有效傳播瞭成都城市魅力、發展能級和創新創造活力。
四是作為全球化中心的關鍵節點。
成都加快推進中國西部對外交往中心建設，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截至目前，成都開辟瞭100條國際、地區航線，駐有16個領事機構和31國簽證中心，國際友城數量已達33個。近年來，成都積極主動運用國傢的開放戰略和政策，如“一帶一路”、“全面創新改革改革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此基礎上，充分運用駐蓉機構、企業及國際“友好城市”資源，發揮他們在西部地區的引領作用；搭建境外投資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吸引更多的企業匯聚成都進行高素質的創新創業；深入實施“蓉歐+”戰略，依托“兩港三網”資源，建設國際門戶城市，構建通達全球、銜接高效、功能完善的國際性綜合交通通信樞紐，成為“一帶一路”的“供應鏈樞紐”和“內陸發動機”。
為“中國方案”貢獻成都能力
成都作為國傢中心城市，應主動擔當國傢使命，圍繞提升區域輻射力和全球支撐力服務國傢戰略，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事務，為促進全球治理變革的“中國方案”貢獻成都力量。
要著力增強五種意識。
一是責任擔當意識。成都要結合自身特點和優勢對接國傢全球戰略，作為西部大城市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貢獻力量。
二是戰略機遇意識。成都應充分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和世界城市大發展的全球戰略機遇，主動參與全球治理。
三是站高謀遠意識。進入21世紀，全球15個大城市陸續發佈瞭戰略規劃，無不具有全球視野。成都要以全球視野研究編制《成都2049遠景發展戰略規劃》，推進國傢中心城市建設。
四是邊界滲透意識。要突破城市行政區劃限制，既在參與全球治理中解決大城市問題，又通過參與全球治理助力國傢應對全球性問題。
五是規則共定意識。大城市要通過城市“鑲嵌”國際制度，參與全球治理，把中國價值傳播出去，把中國力量展示出去。
同時，成都應以“成都路徑”貫通區域協同發展，破解治理難題。
一是要積極發揮好首位城市作用。成都應充分發揮好首位城市的帶頭帶動引領示范輻射作用，將習近平總書記“一尊重，五統籌”的城市工作思路轉化為“成都路徑”下的地方實踐。要在城市設計規劃層面包涵全球治理的精神；在實踐層面加快轉變特大城市發展治理方式，探索構建國傢中心城市治理體系，努力建設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社區。在產業培育中，加快城市轉型升級，推進成都平原經濟區、成渝城市群協同發展和一體化建設，在全球產業分工、轉移和協作體系中取得相對優勢，並規劃進一步升級發展的路徑。這是成都成長為國傢中心城市和全球治理核心節點的物質基礎。
二是發揮好“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作用。在“一帶一路”的總體部署框架下，成都獨具向西向南發展戰略交匯點的區位便利性，應在國傢中心城市建設中全力融入好、服務好“一帶一路”戰略，借鑒國外內陸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的經驗（如芝加哥、蘇黎世等），探索打造“中國內陸對外開放第一城”。成都在經濟、文化、地緣上的節點優勢應通過路徑設計，轉化為參與全球治理的橋梁優勢，提升中國乃至全球城市治理水平的樣板優勢，推動“一帶一路”升級發展的支點優勢，進而率先提出西部地區參與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徑”。
凸顯“成都路美國商標申請流程徑”的全球價值
成都在全國率先提出瞭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傢中心城市的目標定位，形成瞭從區域中心城市、到國傢中心城市，再到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戰略規劃。當前和今後，應緊緊圍繞服務國傢全球戰略這個大局，牢固樹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務實”的新開放觀，不斷提升城市的開放發展能力，在國傢中心城市建設的宏偉征程中，走出一條中國特大城市參與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徑”。從這個意義來看，“成都路徑”是國傢中心城市借助國傢級外向戰略提升城市定位的系統戰略，也是探索特大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載體和理論支撐。
在經濟治理中，成都加快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區域帶動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大力發展以“蓉歐+”和內陸自貿試驗區為代表的開放型經濟，使成都成為聯通世界城市網絡的經濟節點。通過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提升、重構全球資源配置、產業分工和商品定價體系的話語權。作為國傢中心城市，成都的經濟增長之路恰恰折射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理念與思路，且將它們付諸於實踐。譬如：把握運用經濟發展規律，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緊扣產業“集群化、融合化、垂直化、生態化”的重大特征，堅持以產業生態圈和創新生態鏈為中心組織經濟工作等，這些都成為指導成都城市經濟治理及其機制探索的重要方法論。
在科技、文化環境營造中，成都留給世界的城市印象不僅是悠久的歷史文化，還有“綠色、開放、創新”的現代性色彩。一座城市的科技環境體現瞭其現代化程度，文化環境則彰顯瞭其包容性空間，而科技和文化最終指向的是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人本導向、人文關懷、以文化人成為成都打造和諧社區、創業天地和人文城市的內涵式發展要素，從而增強成都對全球優質人力資源的吸引力，讓成都更快融入國際社會。
在對外交往中，成都以中國內陸對外開放為戰略支點，堅持通過“引進來”和“走出去”爭取全方位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成都正在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對外交往的中心，成為面向國際社會的中國西部之窗。成都的開放觀念和心態，不僅提升瞭城市的國際交往和交流合作水平，而且還加快瞭人才引進、招商引資以及輸出成都制造和服務的發展步伐。
在互聯互通中，成都構建起以國際直飛航線、“148”高鐵圈為基礎的現代化、立體化的交通網絡體系，增強與世界城市的互動和往來，成為串聯中西部、聯通歐亞、通達全球的國際區域性交通通信樞紐城市。隻有建立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系統，成都的對外交往才能“走得出”、“引得進”。隨美國商標檢索著成都的國內外“朋友圈”不斷擴大，成都將成為與沿海城市協同開放的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和國傢門戶城市，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輸出中國智慧的新通道。
（王輝耀，國務院參事、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陳濤，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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